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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丹篇上清派前的外丹之法下
葛洪的“假求外物（指金丹）以自坚固”的理论是类比联想思维的结果，也是对古人重金石而贱草木的类比联想思维的进一步发挥。他说：
“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销；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外物以自坚固，有如脂之养火而不可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铜之劲以扞其肉也。金丹入人身中，沾洽荣卫，非但铜青之外傅矣。”
这些理论都是希望借助于外物的坚固性和不朽性来改造肉身的速朽性和生命的脆弱性。
葛洪关于变化的思想也特别值得注意，这是他的修仙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也是“假求外物（指金丹）以自坚固”能得以实现的理论前提。葛洪说：
“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嫌金银不可以异物作乎！”又说：“夫变化之术，何所不为！盖人身本见，而有隐之之法。鬼神本隐，而有见之之方。能为之者，往往多焉。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诸燧。铅性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铅。云雨霜雪，皆天地之气也，而以药作之，与真无异也。至于飞走之属，蠕动之类，禀形造化，既有定矣，及其倏忽而易旧体，改更而为异物者，千端万品，不可胜论。人之为物，贵性最灵，而男女易形，为鹤为石，为虎为猿，为沙为鼋，又不少焉。至于高山为渊，深谷为陵，此亦大物之变化。”
该思想包含了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万物皆变，有大小之变化、隐显之变、迟速之变，因此，很容易推导出丹砂具有变成神丹的可能性，人也就具有变成神仙的可能性，只不过葛洪夸大了变化的无限性，而忽视了变化的条件性。
后来，谭峭《化书》进一步阐扬和发挥这种变化的思想，奠定了内丹思想和雷法思想的理论基础。近人陈撄宁更是用西方的“进化论”思想来阐发道教固有的变化思想，为其披上一件科学的外衣，并以之作为构筑其“仙学”大厦的重要理论支柱。
葛洪为代表的炼丹家，竭力拔高甚至神化金液还丹的效力。然而炼丹求仙，实际上要比我们今天想象的复杂得多，困难得多。就古人当时的科技和社会发展的情况来看，炼丹无论是对经济上、技术操作上和人的意志品质来说都有许多难以想象的苛刻条件，都是对当时从事这项活动的人的巨大的挑战。
首先是丹方难得，由于道门之间互相保密，使得丹方难得；即使得到了丹方，还得仔细甄别鉴伪；即使有了真丹方还得需要王公贵族，巨商富贾财力上的支持。
对于一般百姓而言，炼丹简直就是一项靡费巨资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行为。即使有了钱，有的药材根本就是中土所无，有钱也难以采办。后人所说的“法、财、侣、地”就概括了这些种种条件。如：《南史·陶弘景传》记载了陶弘景得到丹方后，苦无药材无法炼丹，最后得到皇帝的支持才达成愿望。《南史》云：“弘景既得神符秘诀，以为神丹可成，而苦无药物，帝给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后合飞丹，色如霜雪，服之体轻，及帝服飞丹有验，益敬重之。＂
但更多的时候，炼丹即使靡费巨资也无所成就，有史为证：
《隋书·经籍志》云：“金丹玉液长生之事，历代糜费，不可胜记，竟无效焉。”
《家训·养生篇》（北齐颜之推）：“神仙之事，未可全诬，但性命在天，或难钟植……加以金玉之费，炉器所须，亦非贤士所办。学如牛毛，成如麟角。华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内教，纵使得仙，终当有死，不能出世，不愿汝曹专精于此。”
此外，炼丹还禁忌至重的，必须用金鱼、玉环、青丝等贵重信物与天盟誓，同时对炼丹者和同伴都有很高的要求，不仅有品行上的要求，也有意志品质的要求。
此外，由于合丹往往在人迹罕至的荒山孤岛上进行，还不得不提防各种猛兽毒虫的侵害。《抱朴子·内篇》中的《登涉》卷就专门对入山、涉江、渡海的过程中的各种精怪虫兽的危害和对策均有详细说明，其中特别提到遁甲之术、黄神越章及老君入山符的妙用。若没有充分的准备，不仅炼丹合药不成，而且还有生命不保之忧。
还有，匪盗的袭击，如《华阳陶隐居内传》说陶弘景“会荒伦连岁不谐，兼寇掠充斥”被迫放弃炼丹。最后，药品和生活用品的运输与供给等等也都是难题。因此，光有求仙的热情，若缺乏相关冶金的技能和野外生存的能力，想炼丹几乎不可能。对很多人而言，从事炼丹活动，花钱且不说，简直就是一次生命的冒险。
当然，更为严重的却是费尽千辛万苦炼成的金丹，服食之后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历史上这方面的记载更是史不绝书，惨不忍睹。
《晋书·哀帝纪》云：帝雅好黄老，断谷，饵长生药，服食过多，遂中毒，不识万机。”
《还丹金液歌序》载：张果先生云：昔有二人契为兄弟，各将水银一斤，人阳城山中烧。烧三年，水银伏火如红玻瓈色。光彩可爱，呼为大丹。各服二两。行履之间，须人扶持，不逾百日而死。”
《宋书》载刘亮服丹后，“心动如刺，中间便绝”。
《华阳陶隐居内传》记衡山道士邓郁之“饵之而死”。
《魏书·释老志》云魏太祖令“死罪者试服之，多死无验”，但却将原因归于服丹“非其本心”
诸书所载某人服丹、“白白升天”，亦是急性中毒所致迅速身亡。此外则是服丹后“眉发立坠头背生疮”、“患疽致死”的描述。史家认为魏晋以降，外科疮痈著作的迅速发展，多以为与服食中毒具有密切关系。
道教也试图用“尸解”说来解释服丹中毒身亡的现象，如《真诰》卷十：“太极真人遗带散白粉，服一刀圭，当即心痛如刺，三日欲饮，饮即足一斛，气乃绝，绝即是死也。既殓，失尸所在，但余衣在耳。”然而，在众多服丹中毒的事实面前，仍然难以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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